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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乌战争下，为什么要重读哈耶克？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Author 朱海就
┃一时强弱在于力
千秋胜负在于理
俄乌战争下
为什么要重读哈耶克？
©文/ 朱海就编辑：禅心云起、瑞秋的春天
☄ 对一个社会来说，最大的危险可能是陷入封闭的螺旋。管制产生问题，然后用管制去“解决”，产生更多问题，然后再用进一步的管制去解决，这样这个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性都会逐渐丧失。
3月23日是哈耶克去世三十周年纪念日。笔者还记得三十年前，在读大二时，在宿舍里看到报纸上刊载的有关哈耶克去世的消息，当时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。如今，世界刚好处在俄乌战争的阴影中，哈耶克的思想在这个时刻有着特别有意义，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的冲突，以及思考人类未来走向和平与繁荣的可能性。
斯密把分工合作视为经济发展的秘密，那么分工合作是怎么实现的呢？哈耶克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分工合作是建立在自发产生的规则之上的，基于自发产生的规则，产生了自发秩序。因此，哈耶克发展了斯密，他把“分工合作”扩展成了“自发秩序”，构建了更为一般的社会科学理论。
自发秩序的反面是建构的秩序，也被称为乌托邦。
自发秩序区别于人为秩序，也就是强制下产生的秩序，所以不能把自发秩序等同于“自动秩序”，把人的任何行动结果都称为自发秩序是不合适的，如专制社会就不能被称为自发秩序。
现实中的秩序既不是完全自发的，也不是纯粹强制的，而是介于两者之间。自发秩序是扩展性的，在没有人为强制的情况下，越来越多的社会将被纳入到自发秩序中，因为它是符合人追求幸福的本性的。 使自发秩序得以可能的规则，也被称为法律。哈耶克严格地区分了法律与立法，他强调法律不能是人为设计的产物，而是演化产生的，或者说，是无数个体行动的结果。
政府不能为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制定法律，让人们去遵循它。这种自发产生的规则，也即法律之所以具有促进分工合作的效果，是因为它是在一个竞争性过程中被选择出来的，是因为有助于促进合作效率而被普遍接受的，如货币就是这样产生的。 在以法律为基础的自发秩序中，每个个体都可以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，他们唯一受到的限制是不能违反法律，其行动不能超出法律限制的范围。正是法律，也就是自发产生的规则，使无数个体的不同目标相互之间不仅具有兼容性，而且相互促进，也即使不同知识与才能的交相为用，从而产生经济增长，改善无数个体的生活水平。
在自发秩序中，每个个体都有机会充分利用他人的知识，从而使自己的无知性得以克服。自发秩序对知识的利用，其效果超过任何单独个人或组织对知识的利用，无论他或它是多么聪明能干。
因此，对于社会财富的增进，我们应寄望于自发秩序的有效性，而不是任何权威或强大的组织的能力。这也表明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是自发秩序的有效运转，而不是政府的投资、消费或某项产业政策等等，因为这些行为所包含的人为规则，会破坏自发秩序。
由于自发秩序是以法律为基础的，经济学走向法律是自然而然的。但一些古典经济学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。
如威廉.配第说“土地是财富之母”并不准确，更为正确的说法是“法律是财富之母”。以瓦尔拉斯均衡思想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（包括凯恩斯主义），更是走向了一种“无法律内涵”的经济学，这种经济学假设完美的协调已经存在，因此不需要法律，剩下的是解决数量上的最优问题，如通过刺激投资或消费来实现某个给定的目标。由于忽视了协调问题，这一经济学显然是“不现实的”。
明白这一点，我们就可以理解，哈耶克从“主流经济学”走向法律或政治哲学是自然的或真诚的。 既然法律或演化产生的规则是普通大众的利益所在，那么如何才能使这样的法律得以产生与得以遵循呢？很重要的一点，是权力必须受约束。
因为如权力不受约束，那么权力的意志就会替代法律，从而使自发秩序变成人为秩序。最有能力与最有可能破坏法律的就是国家。
为此，就需要民主体制。民主体制尽管存在种种缺陷，但仍然是目前人类找到的约束权力的最为有效的方法，它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权力的分立，即立法部门、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分立。
立法议会制约行政机构，行政政府的行为要接受独立的法院的审查。哈耶克强调民主不等于多数人意志的统治，多数人的权力也要受法律的约束。民主的核心不是“多数人”，而是“法律”，也即民主是使“法律的统治”得以可能的手段。
多数人的意见可能是错误的或有害的，但如具备言论自由的条件，多数会被“教育”，不断习得那些更有助于他们利益的观点，而这些观点可能在一开始只是为少数人所知。
所以，哈耶克把言论自由看得比民主还重要。如言论自由不可能，一个民族将被置于窒息的境地。当然，言论自由并不是指言论没有边界，而是指这样的边界不能由政府确定，而是由法律所确定。
那些有助于协调的规则，也就是法律，并不是在国家出现之后才产生的。相反，在国家出现之前，这样的规则就已经存在。
为了不让国家出现之后，法律的产生机制遭受破坏，把那些使法律的产生得以可能的原则视为国家不可侵犯的“自然法”是有道理的。诸如言论自由和财产权等，就应该被视为这样的原则。
任何类型的国家，其存在都要以遵循这样的原则为前提，违背这一原则的国家应该被视为非法。法律不仅在时间上，在逻辑上也是先于国家的。国家只能被视为保障个体由法律所确立的权利的手段，而不能确定个体有什么权利，没有什么权利。 由于自发秩序是大众的利益所在，大众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必须使自发秩序得以可能。为此，大众通过建立国家或政府来确保法律得以实施，这样自发秩序才有可能。
要强调的是，国家只能为自发秩序的产生提供保障，但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一个秩序。如国家本身就凌驾于法律之上，构建自己的秩序，那么这就不是自发秩序，大众的利益也因此受损。
所以，大众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应该具有判别国家的行为是否符合自发秩序之要求的能力。经济学提供了这样的判断工具。如经济学揭示，如否定私有财产权制度，分工合作无法进行，还比如，价值不能以统计的方式量化，因此，科研的量化或行政化是违法的。
这里，也让我们看到经济学的原理与法律的相关性，一种规则如在经济学上是不成立的，那么在法律上也是不成立的，如某种产权制度或行政化的科研考核制度。由于经济学具有这样的作用，所以正如米塞斯所言，“所有能明白道理的人，都应该熟悉经济学的学说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公民责任”。
如前所述，自发秩序并不是必然会出现，它取决于法律能不能被遵循。如政府没有承担其维护法律的责任，如权力意志可以随时代替法律，那么自发秩序是不可能出现的。能不能让政府扮演这一的角色，则是取决于大众的意识与能力。
在两种情况下，产生自发秩序这一目标不可能实现。一是大众意识不到需要那样做，二是尽管意识到了，但没有去做。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一个社会长期陷入到强制秩序中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产生自发秩序绝不是容易的事。特别是当国家能够控制大量资源，并且掌握财富的分配权来实现自己的意志时，越来越多的人将受利益的诱惑，会进入到国家控制的体系中，这样自发秩序就会衰减，而奴役、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增加，这正是俄乌战争中我们所看到的。 对一个社会来说，最大的危险可能是陷入封闭的螺旋。管制产生问题，然后用管制去“解决”，产生更多问题，然后再用进一步的管制去解决，这样这个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性都会逐渐丧失。
如何走出封闭螺旋，走向自发秩序，对于某些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挑战。历史上，很多国家经历了反复的挫折，经过血与火的洗礼（如在二战中战败），才最终走向自发秩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一个民族能够不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，通过普遍接受哈耶克的学说就走向自发秩序，这样的民族无疑是幸运的，这也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。
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，在不同阶段，露出不同的的面目。
错误的观念之所以更受欢迎，因为他们追逐短期利益，迎合大众。然而，在长远的未来面前，历史总是会露出真面目：
哈耶克和他传承的古典自由主义，在上百年历史之中始终是“非主流”，然而，却一次又一次的被“翻案”，因为它们总是出现在历史最危险的关头，告诉世界，他们还未过时。
当逻辑的力量更多一点，情绪的力量更少一点，将是繁荣与和平的时代；当情绪大行其道，逻辑无处藏身时，就是一次次的战争与苦难。
每个时代，人类都需要两种东西，引导自己上升的理想，和放纵自己堕落的欲望。在新的历史叙事成为世界主流的21世纪20年代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重读哈耶克——
为此，私产人文诚挚推荐“读懂哈耶克系列”。哈耶克的作品，犹如他当年的命运一样多舛，他的好几部著作，在国内都难以寻觅。本店深知其价值，与各方共同努力，「复活」了哈耶克的几部绝版书。其中上架新书《法律、立法与自由》为绝版10余年后首次再版，是哈耶克历时17年的思考，堪称哈耶克思想的集大成之作，是哈耶克一生学术成就的总结。识别下图二维码，即可一键收藏（含独家书）。
一时强弱在于力，千秋胜负在于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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